俨山外集卷十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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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停骖录下
史记列传详于战国而略于春秋，或以为左氏后出，子长所未见故尔。然诸儒明言采世本、左氏、国语、战国策诸书，岂子长自有深意耶？宋眉山王当尝为列国诸臣传，效迁史，凡一百三十有四人，十万余言，亦有赞论。人称其议论纯正，文辞简古，则子产、叔向诸公当无憾矣，特今世少传其书尔。
春秋比诸经尤难读，简严而宏大。惟其简严，故立论易刻；惟其宏大，故诸说皆通，圣人笔削之旨隐矣。事按左氏之的，义取公、谷之精，此两言乃读春秋之要法。
司马子长有言：「左丘失明，厥有国语。」似是未尝见左传者。
叶石林有春秋传，其序明陆深撰
谓「左氏不知经，公、谷不知史」。其论过矣。大抵左氏以事传经，故详于史而义略；公、谷以义释经，故深于义而事略，各名一家之书也。故「三传」难于独行，而可以兼考。丹阳洪兴祖有言：「学者独求于义，则其失迂而凿；独求于例，则其失拘而浅。」斯言得之矣。
孟子「为长者折枝」，「枝」当解作肢体之「肢」，犹云折腰也。枝、肢字古或通用。
类书起于六朝，而盛于唐宋，本以简约便于文字之营搆。今其书颇多烦碎不该，反觉费力。齐梁间，士夫之俗，喜征事以为其学浅深之类，若梁武帝与沈休文征栗事之类。唐宋之间，则以资科举应试，尤便于诗赋韵脚与剪裁饾饤之用，故先辈嗤之，以为韵府群玉秀才是也。
朱子注楚词，在今余干之东山，其意盖为赵汝愚作也。复为后语，以选古人之辞。世有议其去取之未当者。盖楚词之文，至东汉而病矣，况后世乎？文公之旨，则以无心而冥会，贤于不病而呻吟者尔。此为第一义也。
中山刘禹锡叙韦处厚文集曰：「公未为近臣以前，所著词赋赞论、记述铭志，皆文士之词也，以才丽为主。自入为学士至宰相以往，所执笔，皆经纶制置、财成润色之词也，以识度为宗。观其发德音，福生人，沛然如时雨；褒元老，论功臣，穆然如景风。命相之册和而庄，命将之诰昭而毅。荐贤能，其气似孔文举；论经学，其博似刘子骏；发十难以摧言利，其辩似管夷吾。其推赏甚盛矣。」今处厚之集，人间少见，信如所序，当居陆宣公、韩文公之右矣。然迹其所论次者，亦可为摛文之典要也。
高似孙子略摘取文子精语云：「神者智之渊，神清则知明；智者心之府，智公则心平。」似有见者。但论知却是倒说，当曰：心者智之府，心平则智公。
马记、班书，并为史家冠冕，后有作者，不能是过。然毁誉之言，殆非一家，聊记人伦之鉴。其称马者则曰：「太史公书，指意之深远，寄兴之悠长，微而显，绝而续，正而变，文见于此，而义起于彼，有若鱼龙之变化，不可得踪迹者矣。」非之者曰：「以三千年之史籍，而跼蹐于七八种之书，所可为迁恨者，博不足也；全用旧文，间以俚俗，所可为迁恨者，雅不足也。」誉班者则曰：「西汉著书制作之工，如英、茎、咸、韶，音节超诣，后之作者，莫能及其仿佛。」骂之者曰：「六帝之前，尽窃迁书，既不以为惭；六世之后，资于贾逵、刘歆，复不以为耻。」不但互相短长而已，学者将孰据耶？
自三代以来，庙制各不同。按丧服小记：「王者立四庙。」礼纬又谓「夏无太祖，宗禹而已，则五庙；殷人祖契而宗汤，则六庙；周祖后稷而宗文武，则七庙。」故天子七庙，有其人则七，无其人则五。若诸侯庙制，虽有其人，不得过五。王肃谓君臣同制者，非也。夫禹之父鲧尝郊矣，而不庙；文王犹事殷也，而百世不迁。然则亲亲尊尊，何说耶？
文公论昭穆，亦具二说。按昭之为言朝也，取其向明也。穆之为言北也，取其深远也。古者宫室皆东向，故昭穆之义起于南北，而无取于东西也。文公谓群庙之列，则左为昭，右为穆；祫祭之位，则北为昭，而南为穆。故中庸章句亦谓之「左昭右穆」云。其论太祖特庙，则云「生居九重，穷极壮丽，没祭一室，不过寻丈之间，以为孝子顺孙之心，有所不安。」若然，则秦皇、汉武之所为厚葬，犹为合理与？恐于幽明人鬼之义，皆为未精，岂一时有为之言耶？
曾子问：「尸，神象也。」此言极有意义。古人用尸以象神，正是欲收敛生者之精神以奉祭，与思成羹墙之义合。文公谓古人用尸，本与死者是一气，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，那精神是会附着他歆享。此近于巫觋之说。
班固赞汉帝系曰：「涉魏而东，遂为丰公。」丰公即太上皇，自丰公已上无闻焉。其后申屠嘉等议，以高帝为太祖之庙，文帝为太宗之庙。汉之庙制如此，未尝上推，最近朴实。
娄敬说高祖都关中，其论美矣。虽子房亦亟是之，所谓「阻三面而守一隅，以制东诸侯」，此亦乘秦之弊而言尔。其详于内而略于外甚矣。山东诸侯皆吾中原故土，施德行仁，文经武纬，何所不可？自今观之，关中形胜，乃当西北二边，故汉唐都长安，数有兵患，皆惨于东诸侯，正难以执一论也。
唐张齐贤曰：始封之君，谓之太祖，太祖之庙，百世不迁。汉高起布衣，无始封祖，即高祖为太祖。魏晋亦然。想当时无禘祭，有祫祭而已。商周之稷、契，正如人家门第，偶自有人，苟无其人，何必模仿以自诬其上世也。
姚崇、宋璟并号名相，当玄宗将幸东都，适太庙四室坏，宋璟则曰：「陛下三年之制未终，遽尔行幸，恐未契天心，灾异为戒，愿且停车驾。」姚崇则曰：「太庙屋材，皆苻坚时物，岁久朽腐而坏，适与行期相会，何足异也？且王者以四海为家，陛下以关中不稔幸东都，百官供拟已备，不可失信，但应迁神主于太极殿，更修太庙，如期自行耳。」玄宗大喜，从之。褚无亮以为隋文富有天下，迁都之日，岂取苻氏旧材以立太庙乎？此谄谀之言耳，玄宗亦弗听。自古帝王乐于适己，况玄宗乎？但姚崇岂应如此举措？姚、宋之优劣，于此见矣。
汉宣诏尊孝武为世宗，夏侯胜议，独曰：「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，然多杀士众，竭民财力，奢泰无度，天下虚耗，百姓流离，物故者半；蝗虫大起，赤地数千里，或人民相食，畜积至今未复。无德泽于民，不宜。」公卿共难胜曰：「此诏书也。」胜曰：「诏书不可用也。人臣之谊，宜直言正论，非苟阿意顺旨。议已出口，虽死不悔。」于是得罪下狱，而世宗竟立庙。按胜不讳本朝，而执议甚坚，此可见汉世士大夫质直如此，独存古意，不行可也。汉调兵之制，民年二十三为正，一岁为卫士，二岁为材官骑士，习射御骑驰战陈；年六十五衰老，乃得免为庶民，就田里。唐太宗府兵亦有凡民年二十为兵，六十而免之制。按此法甚善，今宜用之于三边，始于军余，及于土著，厚其资粮，给之器械，则胜兵可得，比于镇兵京卒调遣过之远甚。
南宋名将称张、韩、刘、岳，叶水心论之曰：「究其勋庸，多是削平内寇，抚定东南，纵有小胜，不能补过，卒用屈己讲和之策，以成晏安江沱之计。」予以为此责备之词尔。又指其实而议之曰：「自靖康破坏，维扬仓卒，海道艰难，杭越草创，而诸将自夸雄豪，刘光世、张俊、吴玠兄弟、韩世忠、岳飞，各以成军，雄视海内。玩敌养兵，无若刘光世；任数避事，无若张俊。当是时也，随意诛剥，无复顾惜，志意咸满，仇疾互生，非特北方不可取，而南方亦未易定也。」此其论宜公矣，岂二吴、韩、岳尚未免此耶？及观汪彦章之奏劾，有曰：「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、王??之徒，身为大将，飞扬跋扈，不循法度，所至驱掠，甚于敌人。」又曰：张俊明州仅能少抗，奈何敌未退数里间，而引兵先遁，是杀明州一城生灵，而高宗再有馆头之行者，张俊使之也。杜充守建康，韩世忠守京口，刘光世守九江，其措置要害，非不善也，而世忠八九月间已扫镇江所储之资，尽装海船，焚其城郭，为逃遁之计。杜充力战于前，世忠、王??卒不为用，光世亦偃然坐视，不出一兵，方与韩某朝夕饮宴，敌至数十里间而不知。则失建康，犯两浙，乘舆震惊者，世忠、王??使之也。失豫章而太母播越，六宫流离者，光世使之也。俊自明引兵至温，道路一空，民皆逃奔山谷。世忠逗留秀州，放军四掠，执缚县宰，以取钱粮。虽宸翰召之三四而不来。元夕取民间子女，张灯高会。??自信入闽，所过邀索千计，公然移文曰：「无使枉害生灵。」其意果安在哉？当时事势若此，高宗周旋其间，亦难矣。彦章欲先斩王??，以次论法。又欲于偏裨中择人，阴为诸将之代。当时偏裨中，不知果有出于诸将之右者乎？
鼌错言于文帝曰：「远方之卒守塞，一岁而更，不如选常居者，家室田作，且以备之。以便为之高城深堑，具蔺石，布渠答，复为一城。其内城间百五十步，要害之处，通川之道，设立城邑，毋下千家，为中周虎落。」
本朝丘文庄公濬有言：「长生边陲者，惯战而耐苦，不徒为国，而亦各自为其家。」皆通论也。后魏经略江淮，于水运之次，随便置仓，水次仓自此始。
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尝召诸御史责曰：「近日御史言事，不咨大夫，礼乎？」御史萧至忠曰：「御史，人君耳目，比肩事主，得自弹事，不相关白。若先白大夫而许弹事，如弹大夫，不知白谁也？」至忠之言侃侃，绰有风裁，惜乎承嘉出于私意，一时语塞。若有至公之心，盍应之曰：「如弹大夫，即白大夫，有何不可？」今制，御史有劾坐堂都御史者，亦即具呈，此尤可见公道。宋制，御史入台满十旬无章疏者，有辱台之罚。此意虽善而不圆。使十旬之内无事可言，须强聒耶？夫御史之言，当考其当否与大小，不当拘其疏数与近远。
梁阮孝绪著高隐传，分为三品：「言行超逸，名氏弗传」为上篇；「始终不变，姓名可录」为中篇；「挂冠人世，栖心尘表」为下篇。刘敞兄弟读其中篇，凡一百三十七人。予颇爱其有义例，不必风猷，具姓名亦可也。
芦织席，在处有之。吾海滨人谓「芦??」，自六朝已有此语，从草从废，名见刘敞传。乡人谓织席时芦每飞起，故飞声转而为??，亦方言也。
河入中国，古今异宜，后世讲河事者非一家，总之，文多实少，故罕成迹，惟有费才力，费日月，以俟其自定而已。禹贡曰「浚川」，孟子曰「水由地中行」，此二言者，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。后世之明于河事者，亦有贾让之三策，亦有贾鲁之三法。若余阙所谓中原之地平旷夷衍，无洞庭、彭蠡以为之汇，故河尝横溃为患，斯言也尤为要切，似非诸家所及。大抵河患有二：曰决，曰溢。决生于不能达，溢生于无所容。徙溃者，决之小也，泛滥者，溢之小也。虽然，决之害间见，而溢之害频岁有之。被害尤大者，则当其冲也，是与河争也，其原盖由于战国，非一日矣。使贾鲁之三法遂而有成，亦小补耳。且当岁岁为之，其劳其费可胜言哉！今欲治之，非大弃数百里之地不可。先作湖陂以潴漫波，其次则滨河之处，仿江南圩田之法，多为沟渠，足以容水，然后濬其淤沙，由之地中，而后润下之性，必东之势得矣。
三年耕，必有一年之蓄，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，自商、周谓之王制，法莫善于此者矣。自今更有可论者，盖古者建都皆在西北，其地高炕，可以盖藏，又即其地之所出者，亦少转输之费。今京师北奠，经费咸仰给于东南，东南卑湿，再岁无粮，漕挽以来，每石必倍，虽使力耕常稔，浥烂之余，与船运之费，亦已再倍矣。求一年之余于三年之内，比古尤难。愚谓冗食不可以不汰，而废田不可以不开，区区徒事于东南，其未形之变，可胜道哉！
「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」此唐玄宗时事，说者以为滤州充贡耳。荔枝鲜味，不堪远寄。汉和帝时，明言南海献荔枝、龙眼，则来长安远矣。
宋神宗初，宗室袒免之外，不复推恩，袒免之内，以试出仕。苏颖滨文本朝初，总计天下税粮，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，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，苏州一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，松江一百二十万九千余。浙当天下九分之一，苏嬴于浙，以一府视一省，天下之最重也。松半于苏，苏一州七县，松才两县，较苏之田四分处一，则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。
黄河水异，凡立春后冻解，候水初至凡一寸，则夏秋当至一尺，谓之水信。二月三月曰桃花水，春末曰菜花水，四月末曰麦黄水，五月曰瓜蔓水，六月中旬后曰樊山水，七月曰豆花水，八月曰荻苗水，九月曰登高水，十月曰复漕水，十一月十二月曰蹙凌水，非时泛涨曰客水。其势移谼横注，岸如刺毁，曰「札岸」。涨溢逾防曰「抹岸」。扫岸故朽，潜流刺其下曰「搨岸」。浪势旋激，岸土上??曰「沦卷」。逆涨曰「上展」，顺涨曰「下展」。直流中屈曲横射曰「陉窈」；水猛骤移，其将澄处，望之明白，曰「拽白」，又曰「明滩」；其汩起处辄能溺舟者，曰「蔫浪水」。水退淤淀，夏则胶土肥腴，初秋则黄灭土，颇为壤；深秋则白灭土，霜降后皆沙也。
茶之名见于王褒僮约。
黄小。唐制，凡民始生为黄，四岁为小。
舆地以河南为中，而汝宁又居河南之中，故汝阳县北三里有山名天中云测影植圭，莫准于此。
予为国子司业时，彭幸庵泽以太子太保为都察院左都御史，欲举曹端从祀夫子庙庭，以为本朝理学之冠。予时不敢主张，予亦不甚知其为人。及来提学山西，始访求之。端字正夫，别号月川，渑池人。永乐戊子乡举，己丑中副榜，仕为霍州、蒲州学正。后卒，葬霍州高氏原。正统间，蒲州谢御史琚记其祠堂，有曰：圣朝道学大明，崤、渑之间有月川曹先生出焉。自幼以圣贤为己任。其言曰：佛氏以空为性，非天命之性，人受之中。老氏以虚为道，非率性之道，人由之路。尝著家规辑略，释太极西铭通书，又作存疑录夜行烛编儒家宗统谱，撰月川诗图。孝经有述解，性理有文编。孝亲弟长，崇正厚伦。其称述如此。又按：幸庵西归时，曾柬河南巡抚都宪李梧山先生充嗣曰：「我朝一代文明之盛，经济之学，莫盛于诚意伯刘公、潜溪宋先生。至于道学之传，则断自渑池月川曹先生始也。」先生少负奇质，知读书，即慕圣贤之学，修己教人，治家事亲，奉先化俗，率自躬行心得以推行之。为霍、蒲二庠学正，三典陜西文衡，四方学者从之甚众。虚往实归，各有成就。河东薛文清公最推尊之。先生再典霍庠教也，霍人事先生如父母。既而卒于霍，遂留葬于彼。吾兰翰林编修卓庵黄先生过渑池，拜其祠而询其墓所，佥曰在霍。卓庵叹曰：「狐死正丘首，老先生一代名儒，魂魄独不思故乡乎？」遂捐赀，属县尹并乃郎琇等移葬渑池。今其子孙有为省祭官、监生者。而其所著书不下千种，藏于家，亦有刊行传布者。又曰：「曹先生子孙门祚衰薄，遗书亦恐久而散亡矣。」据所称许，盖好学笃信之人，其于斯文道统之所系者，竟何如也？予少尝得其所著四书详说者，要皆羽翼朱传，似亦举业之书也。当访其遗书，并考论之。彭柬所指卓庵，即黄谏廷臣先生也。
异端文字不能不作，要有体裁。揭文安公徯斯尝为元宗室作长明灯记，有曰：「夫灯者，所以继日月之明也。日虽至明，而不能恒乎夜；月虽至明，而不能烛乎昼，故必假膏火以济其明。日月之明不可已，而膏火之明亦不可已。譬犹人君之治天下，虽极明盛，不能徧观，必假乎臣以达乎明而被乎物。故天下不可一日无明君，亦不可一日无贤臣。」其文畅达，可以为法。东汉淮渎庙记：
「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，南阳太守中山卢奴君处正好礼，尊神敬祀，以淮水出平氏，始于太复，潜行地中，见于阳口，立庙桐柏，春秋崇奉，灾异告诉，水旱请求，位比诸侯，圣汉所尊，受圭上帝，太常定甲，郡守奉祀，齐洁沉祭。从郭君以来二十余年，不复身至，遣行承事，简略不敬，明神弗歆，灾害以生。五岳四渎，与天合德，仲尼慎祭，常敬神在。若淮则大圣亲之桐柏，奉建庙祀，崎岖逼狭，开拓神门，立阙四达，增广坛场，饰治华盖，高大殿宇，整齐传馆，石兽表道，灵龟十四，衢廷弘敞，宫庙高峻。祇慎庆祀，一年再至，躬进三牲，执玉以沉，为民祈福，灵其报祐。天地清和，嘉祥昭格，禽兽硕茂，草木纷纷，黎庶赖祉，民用作颂。其词曰：泫泫淮水，圣禹所导，汤汤其逝，惟海是造。疏秽济远，柔顺其道。弱而能强，仁而能武。昼夜不舍，明哲所取。实为四渎，与河合矩。烈烈明府，如古之则。虔恭礼祀，不愆其德。惟前废弛，匪功匪力。灾异以兴，阴阳以忒。陟彼高冈，臻兹庙侧。肃肃其敬，灵其降福。雍雍其和，民用悦服。穰穰其庆，年谷登殖。」望君舆马，扶老抑息。慕君尘轨，奔走忘食。怀君惠赐，思君罔极。于胥乐兮，传千万亿。按：汉碑之传世完好，能读如此者鲜矣。或云浚仪吴炳尝重定其文而书之。
论语诗书执礼。传者云：「礼独言执者，以人所执守而言，似费分疏。」愚恐执字有误，疑即埶字耳。埶、艺古通用，所谓「游于艺」也。不知是否？「执礼」之文，再无经见。况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，与此章互相发，各是四者。按古称六经，亦谓之六艺。此之雅言，或是诗、书、礼、乐耳。盖易具性命，子所罕言。乐一埶也，故又曰「成于乐」。
吴幼清曰：「兵农既分，制虽非古，然兵受廪给，不耕而食，虽劳而不怨。民出赋税，免于征行，虽贫而不劳。若夫募兵之法，悬以重赏，使自应募，而又使之二十备戎行，五十免军役。」此可谓通论，于今可行。
盘盂，黄帝史孔甲所作也，凡二十六篇，名见汉书田鼢传。
中庸杂出戴记，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，今独行，与六经并。晋戴颙尝传中庸，梁武帝为中庸讲疏，然已有知中庸者矣，非但始于宋也。
俞永，华亭人。洪武中，知汝州鲁山县，首革吏弊，决积讼，修学校，亲为诸生讲说经史，正句读，校文理，士风翕然以盛。升礼部主客司主事。见「河南通志」
俨山外集卷十七
续停骖录下
史记列传详于战国而略于春秋，或以为左氏后出，子长所未见故尔。然诸儒明言采世本、左氏、国语、战国策诸书，岂子长自有深意耶？宋眉山王当尝为列国诸臣传，效迁史，凡一百三十有四人，十万余言，亦有赞论。人称其议论纯正，文辞简古，则子产、叔向诸公当无憾矣，特今世少传其书尔。
春秋比诸经尤难读，简严而宏大。惟其简严，故立论易刻；惟其宏大，故诸说皆通，圣人笔削之旨隐矣。事按左氏之的，义取公、谷之精，此两言乃读春秋之要法。
司马子长有言：「左丘失明，厥有国语。」似是未尝见左传者。
叶石林有春秋传，其序明陆深撰
谓「左氏不知经，公、谷不知史」。其论过矣。大抵左氏以事传经，故详于史而义略；公、谷以义释经，故深于义而事略，各名一家之书也。故「三传」难于独行，而可以兼考。丹阳洪兴祖有言：「学者独求于义，则其失迂而凿；独求于例，则其失拘而浅。」斯言得之矣。
孟子「为长者折枝」，「枝」当解作肢体之「肢」，犹云折腰也。枝、肢字古或通用。
类书起于六朝，而盛于唐宋，本以简约便于文字之营搆。今其书颇多烦碎不该，反觉费力。齐梁间，士夫之俗，喜征事以为其学浅深之类，若梁武帝与沈休文征栗事之类。唐宋之间，则以资科举应试，尤便于诗赋韵脚与剪裁饾饤之用，故先辈嗤之，以为韵府群玉秀才是也。
朱子注楚词，在今余干之东山，其意盖为赵汝愚作也。复为后语，以选古人之辞。世有议其去取之未当者。盖楚词之文，至东汉而病矣，况后世乎？文公之旨，则以无心而冥会，贤于不病而呻吟者尔。此为第一义也。
中山刘禹锡叙韦处厚文集曰：「公未为近臣以前，所著词赋赞论、记述铭志，皆文士之词也，以才丽为主。自入为学士至宰相以往，所执笔，皆经纶制置、财成润色之词也，以识度为宗。观其发德音，福生人，沛然如时雨；褒元老，论功臣，穆然如景风。命相之册和而庄，命将之诰昭而毅。荐贤能，其气似孔文举；论经学，其博似刘子骏；发十难以摧言利，其辩似管夷吾。其推赏甚盛矣。」今处厚之集，人间少见，信如所序，当居陆宣公、韩文公之右矣。然迹其所论次者，亦可为摛文之典要也。
高似孙子略摘取文子精语云：「神者智之渊，神清则知明；智者心之府，智公则心平。」似有见者。但论知却是倒说，当曰：心者智之府，心平则智公。
马记、班书，并为史家冠冕，后有作者，不能是过。然毁誉之言，殆非一家，聊记人伦之鉴。其称马者则曰：「太史公书，指意之深远，寄兴之悠长，微而显，绝而续，正而变，文见于此，而义起于彼，有若鱼龙之变化，不可得踪迹者矣。」非之者曰：「以三千年之史籍，而跼蹐于七八种之书，所可为迁恨者，博不足也；全用旧文，间以俚俗，所可为迁恨者，雅不足也。」誉班者则曰：「西汉著书制作之工，如英、茎、咸、韶，音节超诣，后之作者，莫能及其仿佛。」骂之者曰：「六帝之前，尽窃迁书，既不以为惭；六世之后，资于贾逵、刘歆，复不以为耻。」不但互相短长而已，学者将孰据耶？
自三代以来，庙制各不同。按丧服小记：「王者立四庙。」礼纬又谓「夏无太祖，宗禹而已，则五庙；殷人祖契而宗汤，则六庙；周祖后稷而宗文武，则七庙。」故天子七庙，有其人则七，无其人则五。若诸侯庙制，虽有其人，不得过五。王肃谓君臣同制者，非也。夫禹之父鲧尝郊矣，而不庙；文王犹事殷也，而百世不迁。然则亲亲尊尊，何说耶？
文公论昭穆，亦具二说。按昭之为言朝也，取其向明也。穆之为言北也，取其深远也。古者宫室皆东向，故昭穆之义起于南北，而无取于东西也。文公谓群庙之列，则左为昭，右为穆；祫祭之位，则北为昭，而南为穆。故中庸章句亦谓之「左昭右穆」云。其论太祖特庙，则云「生居九重，穷极壮丽，没祭一室，不过寻丈之间，以为孝子顺孙之心，有所不安。」若然，则秦皇、汉武之所为厚葬，犹为合理与？恐于幽明人鬼之义，皆为未精，岂一时有为之言耶？
曾子问：「尸，神象也。」此言极有意义。古人用尸以象神，正是欲收敛生者之精神以奉祭，与思成羹墙之义合。文公谓古人用尸，本与死者是一气，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，那精神是会附着他歆享。此近于巫觋之说。
班固赞汉帝系曰：「涉魏而东，遂为丰公。」丰公即太上皇，自丰公已上无闻焉。其后申屠嘉等议，以高帝为太祖之庙，文帝为太宗之庙。汉之庙制如此，未尝上推，最近朴实。
娄敬说高祖都关中，其论美矣。虽子房亦亟是之，所谓「阻三面而守一隅，以制东诸侯」，此亦乘秦之弊而言尔。其详于内而略于外甚矣。山东诸侯皆吾中原故土，施德行仁，文经武纬，何所不可？自今观之，关中形胜，乃当西北二边，故汉唐都长安，数有兵患，皆惨于东诸侯，正难以执一论也。
唐张齐贤曰：始封之君，谓之太祖，太祖之庙，百世不迁。汉高起布衣，无始封祖，即高祖为太祖。魏晋亦然。想当时无禘祭，有祫祭而已。商周之稷、契，正如人家门第，偶自有人，苟无其人，何必模仿以自诬其上世也。
姚崇、宋璟并号名相，当玄宗将幸东都，适太庙四室坏，宋璟则曰：「陛下三年之制未终，遽尔行幸，恐未契天心，灾异为戒，愿且停车驾。」姚崇则曰：「太庙屋材，皆苻坚时物，岁久朽腐而坏，适与行期相会，何足异也？且王者以四海为家，陛下以关中不稔幸东都，百官供拟已备，不可失信，但应迁神主于太极殿，更修太庙，如期自行耳。」玄宗大喜，从之。褚无亮以为隋文富有天下，迁都之日，岂取苻氏旧材以立太庙乎？此谄谀之言耳，玄宗亦弗听。自古帝王乐于适己，况玄宗乎？但姚崇岂应如此举措？姚、宋之优劣，于此见矣。
汉宣诏尊孝武为世宗，夏侯胜议，独曰：「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，然多杀士众，竭民财力，奢泰无度，天下虚耗，百姓流离，物故者半；蝗虫大起，赤地数千里，或人民相食，畜积至今未复。无德泽于民，不宜。」公卿共难胜曰：「此诏书也。」胜曰：「诏书不可用也。人臣之谊，宜直言正论，非苟阿意顺旨。议已出口，虽死不悔。」于是得罪下狱，而世宗竟立庙。按胜不讳本朝，而执议甚坚，此可见汉世士大夫质直如此，独存古意，不行可也。汉调兵之制，民年二十三为正，一岁为卫士，二岁为材官骑士，习射御骑驰战陈；年六十五衰老，乃得免为庶民，就田里。唐太宗府兵亦有凡民年二十为兵，六十而免之制。按此法甚善，今宜用之于三边，始于军余，及于土著，厚其资粮，给之器械，则胜兵可得，比于镇兵京卒调遣过之远甚。
南宋名将称张、韩、刘、岳，叶水心论之曰：「究其勋庸，多是削平内寇，抚定东南，纵有小胜，不能补过，卒用屈己讲和之策，以成晏安江沱之计。」予以为此责备之词尔。又指其实而议之曰：「自靖康破坏，维扬仓卒，海道艰难，杭越草创，而诸将自夸雄豪，刘光世、张俊、吴玠兄弟、韩世忠、岳飞，各以成军，雄视海内。玩敌养兵，无若刘光世；任数避事，无若张俊。当是时也，随意诛剥，无复顾惜，志意咸满，仇疾互生，非特北方不可取，而南方亦未易定也。」此其论宜公矣，岂二吴、韩、岳尚未免此耶？及观汪彦章之奏劾，有曰：「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、王??之徒，身为大将，飞扬跋扈，不循法度，所至驱掠，甚于敌人。」又曰：张俊明州仅能少抗，奈何敌未退数里间，而引兵先遁，是杀明州一城生灵，而高宗再有馆头之行者，张俊使之也。杜充守建康，韩世忠守京口，刘光世守九江，其措置要害，非不善也，而世忠八九月间已扫镇江所储之资，尽装海船，焚其城郭，为逃遁之计。杜充力战于前，世忠、王??卒不为用，光世亦偃然坐视，不出一兵，方与韩某朝夕饮宴，敌至数十里间而不知。则失建康，犯两浙，乘舆震惊者，世忠、王??使之也。失豫章而太母播越，六宫流离者，光世使之也。俊自明引兵至温，道路一空，民皆逃奔山谷。世忠逗留秀州，放军四掠，执缚县宰，以取钱粮。虽宸翰召之三四而不来。元夕取民间子女，张灯高会。??自信入闽，所过邀索千计，公然移文曰：「无使枉害生灵。」其意果安在哉？当时事势若此，高宗周旋其间，亦难矣。彦章欲先斩王??，以次论法。又欲于偏裨中择人，阴为诸将之代。当时偏裨中，不知果有出于诸将之右者乎？
鼌错言于文帝曰：「远方之卒守塞，一岁而更，不如选常居者，家室田作，且以备之。以便为之高城深堑，具蔺石，布渠答，复为一城。其内城间百五十步，要害之处，通川之道，设立城邑，毋下千家，为中周虎落。」
本朝丘文庄公濬有言：「长生边陲者，惯战而耐苦，不徒为国，而亦各自为其家。」皆通论也。后魏经略江淮，于水运之次，随便置仓，水次仓自此始。
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尝召诸御史责曰：「近日御史言事，不咨大夫，礼乎？」御史萧至忠曰：「御史，人君耳目，比肩事主，得自弹事，不相关白。若先白大夫而许弹事，如弹大夫，不知白谁也？」至忠之言侃侃，绰有风裁，惜乎承嘉出于私意，一时语塞。若有至公之心，盍应之曰：「如弹大夫，即白大夫，有何不可？」今制，御史有劾坐堂都御史者，亦即具呈，此尤可见公道。宋制，御史入台满十旬无章疏者，有辱台之罚。此意虽善而不圆。使十旬之内无事可言，须强聒耶？夫御史之言，当考其当否与大小，不当拘其疏数与近远。
梁阮孝绪著高隐传，分为三品：「言行超逸，名氏弗传」为上篇；「始终不变，姓名可录」为中篇；「挂冠人世，栖心尘表」为下篇。刘敞兄弟读其中篇，凡一百三十七人。予颇爱其有义例，不必风猷，具姓名亦可也。
芦织席，在处有之。吾海滨人谓「芦??」，自六朝已有此语，从草从废，名见刘敞传。乡人谓织席时芦每飞起，故飞声转而为??，亦方言也。
河入中国，古今异宜，后世讲河事者非一家，总之，文多实少，故罕成迹，惟有费才力，费日月，以俟其自定而已。禹贡曰「浚川」，孟子曰「水由地中行」，此二言者，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。后世之明于河事者，亦有贾让之三策，亦有贾鲁之三法。若余阙所谓中原之地平旷夷衍，无洞庭、彭蠡以为之汇，故河尝横溃为患，斯言也尤为要切，似非诸家所及。大抵河患有二：曰决，曰溢。决生于不能达，溢生于无所容。徙溃者，决之小也，泛滥者，溢之小也。虽然，决之害间见，而溢之害频岁有之。被害尤大者，则当其冲也，是与河争也，其原盖由于战国，非一日矣。使贾鲁之三法遂而有成，亦小补耳。且当岁岁为之，其劳其费可胜言哉！今欲治之，非大弃数百里之地不可。先作湖陂以潴漫波，其次则滨河之处，仿江南圩田之法，多为沟渠，足以容水，然后濬其淤沙，由之地中，而后润下之性，必东之势得矣。
三年耕，必有一年之蓄，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，自商、周谓之王制，法莫善于此者矣。自今更有可论者，盖古者建都皆在西北，其地高炕，可以盖藏，又即其地之所出者，亦少转输之费。今京师北奠，经费咸仰给于东南，东南卑湿，再岁无粮，漕挽以来，每石必倍，虽使力耕常稔，浥烂之余，与船运之费，亦已再倍矣。求一年之余于三年之内，比古尤难。愚谓冗食不可以不汰，而废田不可以不开，区区徒事于东南，其未形之变，可胜道哉！
「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」此唐玄宗时事，说者以为滤州充贡耳。荔枝鲜味，不堪远寄。汉和帝时，明言南海献荔枝、龙眼，则来长安远矣。
宋神宗初，宗室袒免之外，不复推恩，袒免之内，以试出仕。苏颖滨文本朝初，总计天下税粮，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，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，苏州一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，松江一百二十万九千余。浙当天下九分之一，苏嬴于浙，以一府视一省，天下之最重也。松半于苏，苏一州七县，松才两县，较苏之田四分处一，则天下之尤重者惟吾松也。
黄河水异，凡立春后冻解，候水初至凡一寸，则夏秋当至一尺，谓之水信。二月三月曰桃花水，春末曰菜花水，四月末曰麦黄水，五月曰瓜蔓水，六月中旬后曰樊山水，七月曰豆花水，八月曰荻苗水，九月曰登高水，十月曰复漕水，十一月十二月曰蹙凌水，非时泛涨曰客水。其势移谼横注，岸如刺毁，曰「札岸」。涨溢逾防曰「抹岸」。扫岸故朽，潜流刺其下曰「搨岸」。浪势旋激，岸土上??曰「沦卷」。逆涨曰「上展」，顺涨曰「下展」。直流中屈曲横射曰「陉窈」；水猛骤移，其将澄处，望之明白，曰「拽白」，又曰「明滩」；其汩起处辄能溺舟者，曰「蔫浪水」。水退淤淀，夏则胶土肥腴，初秋则黄灭土，颇为壤；深秋则白灭土，霜降后皆沙也。
茶之名见于王褒僮约。
黄小。唐制，凡民始生为黄，四岁为小。
舆地以河南为中，而汝宁又居河南之中，故汝阳县北三里有山名天中云测影植圭，莫准于此。
予为国子司业时，彭幸庵泽以太子太保为都察院左都御史，欲举曹端从祀夫子庙庭，以为本朝理学之冠。予时不敢主张，予亦不甚知其为人。及来提学山西，始访求之。端字正夫，别号月川，渑池人。永乐戊子乡举，己丑中副榜，仕为霍州、蒲州学正。后卒，葬霍州高氏原。正统间，蒲州谢御史琚记其祠堂，有曰：圣朝道学大明，崤、渑之间有月川曹先生出焉。自幼以圣贤为己任。其言曰：佛氏以空为性，非天命之性，人受之中。老氏以虚为道，非率性之道，人由之路。尝著家规辑略，释太极西铭通书，又作存疑录夜行烛编儒家宗统谱，撰月川诗图。孝经有述解，性理有文编。孝亲弟长，崇正厚伦。其称述如此。又按：幸庵西归时，曾柬河南巡抚都宪李梧山先生充嗣曰：「我朝一代文明之盛，经济之学，莫盛于诚意伯刘公、潜溪宋先生。至于道学之传，则断自渑池月川曹先生始也。」先生少负奇质，知读书，即慕圣贤之学，修己教人，治家事亲，奉先化俗，率自躬行心得以推行之。为霍、蒲二庠学正，三典陜西文衡，四方学者从之甚众。虚往实归，各有成就。河东薛文清公最推尊之。先生再典霍庠教也，霍人事先生如父母。既而卒于霍，遂留葬于彼。吾兰翰林编修卓庵黄先生过渑池，拜其祠而询其墓所，佥曰在霍。卓庵叹曰：「狐死正丘首，老先生一代名儒，魂魄独不思故乡乎？」遂捐赀，属县尹并乃郎琇等移葬渑池。今其子孙有为省祭官、监生者。而其所著书不下千种，藏于家，亦有刊行传布者。又曰：「曹先生子孙门祚衰薄，遗书亦恐久而散亡矣。」据所称许，盖好学笃信之人，其于斯文道统之所系者，竟何如也？予少尝得其所著四书详说者，要皆羽翼朱传，似亦举业之书也。当访其遗书，并考论之。彭柬所指卓庵，即黄谏廷臣先生也。
异端文字不能不作，要有体裁。揭文安公徯斯尝为元宗室作长明灯记，有曰：「夫灯者，所以继日月之明也。日虽至明，而不能恒乎夜；月虽至明，而不能烛乎昼，故必假膏火以济其明。日月之明不可已，而膏火之明亦不可已。譬犹人君之治天下，虽极明盛，不能徧观，必假乎臣以达乎明而被乎物。故天下不可一日无明君，亦不可一日无贤臣。」其文畅达，可以为法。东汉淮渎庙记：
「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，南阳太守中山卢奴君处正好礼，尊神敬祀，以淮水出平氏，始于太复，潜行地中，见于阳口，立庙桐柏，春秋崇奉，灾异告诉，水旱请求，位比诸侯，圣汉所尊，受圭上帝，太常定甲，郡守奉祀，齐洁沉祭。从郭君以来二十余年，不复身至，遣行承事，简略不敬，明神弗歆，灾害以生。五岳四渎，与天合德，仲尼慎祭，常敬神在。若淮则大圣亲之桐柏，奉建庙祀，崎岖逼狭，开拓神门，立阙四达，增广坛场，饰治华盖，高大殿宇，整齐传馆，石兽表道，灵龟十四，衢廷弘敞，宫庙高峻。祇慎庆祀，一年再至，躬进三牲，执玉以沉，为民祈福，灵其报祐。天地清和，嘉祥昭格，禽兽硕茂，草木纷纷，黎庶赖祉，民用作颂。其词曰：泫泫淮水，圣禹所导，汤汤其逝，惟海是造。疏秽济远，柔顺其道。弱而能强，仁而能武。昼夜不舍，明哲所取。实为四渎，与河合矩。烈烈明府，如古之则。虔恭礼祀，不愆其德。惟前废弛，匪功匪力。灾异以兴，阴阳以忒。陟彼高冈，臻兹庙侧。肃肃其敬，灵其降福。雍雍其和，民用悦服。穰穰其庆，年谷登殖。」望君舆马，扶老抑息。慕君尘轨，奔走忘食。怀君惠赐，思君罔极。于胥乐兮，传千万亿。按：汉碑之传世完好，能读如此者鲜矣。或云浚仪吴炳尝重定其文而书之。
论语诗书执礼。传者云：「礼独言执者，以人所执守而言，似费分疏。」愚恐执字有误，疑即埶字耳。埶、艺古通用，所谓「游于艺」也。不知是否？「执礼」之文，再无经见。况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，与此章互相发，各是四者。按古称六经，亦谓之六艺。此之雅言，或是诗、书、礼、乐耳。盖易具性命，子所罕言。乐一埶也，故又曰「成于乐」。
吴幼清曰：「兵农既分，制虽非古，然兵受廪给，不耕而食，虽劳而不怨。民出赋税，免于征行，虽贫而不劳。若夫募兵之法，悬以重赏，使自应募，而又使之二十备戎行，五十免军役。」此可谓通论，于今可行。
盘盂，黄帝史孔甲所作也，凡二十六篇，名见汉书田鼢传。
中庸杂出戴记，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，今独行，与六经并。晋戴颙尝传中庸，梁武帝为中庸讲疏，然已有知中庸者矣，非但始于宋也。
俞永，华亭人。洪武中，知汝州鲁山县，首革吏弊，决积讼，修学校，亲为诸生讲说经史，正句读，校文理，士风翕然以盛。升礼部主客司主事。见「河南通志」
俨山外集卷十七